一、荆楚敛财：石季伦的暴富之谜
泰始九年（273年），一辆载满奇珍异宝的车队从荆州驶向洛阳，为首的中年男子正是时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石崇。他望着车窗外连绵的货箱，对幕僚笑道：“世人谓我‘生财有道’，殊不知江汉之间，舟车往来，皆为吾财路也。”（《晋书·石崇传》）这段被正史隐讳的记载，道破了石崇暴富的真相——据野史《洛阳伽蓝记》载，他在荆州任上“阴遣死士，劫掠商旅，凡胡商过者，多被其劫，累致巨万”。
（一）“劫胡致富”的野史传闻
石崇字季伦，生于青州，小名“齐奴”。其父石苞为曹魏司徒，临终前分家产，独不与崇，谓其妻曰：“此儿虽幼，后自能得。”（《世说新语》）果然，石崇入晋后历任要职，在荆州期间，借管控长江航运之便，对西域胡商行“明抢暗夺”。民间流传一则故事：有位波斯商人携夜明珠过荆州，石崇设“鸿门宴”，席间命舞姬以剑舞为由，趁乱割破商人行囊，珠落于地，遂以“席间失物”为名，将商人下狱，侵吞其财。此事虽无正史可考，却在《荆楚岁时记》中留有“石崇劫胡，明珠照狱”的民谣。
（二）金谷园的初建规模
暴富后的石崇在洛阳西北金谷涧（今河南洛阳孟津）修建别业，取名“金谷园”。据《水经注》载，此园“背山面水，筑台凿池，奇花异树，靡不毕集”，其中最着名的“清暑殿”以沉香木为梁，白玉为柱，殿内四角各立一尊铜铸金猊（ni，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喜烟好坐，故多铸于香炉之上），口衔流苏，昼夜燃香。石崇常对宾客说：“吾园可比石碣石，金谷胜金汤。”（我的金谷园比得上秦皇汉武的碣石宫，坚不可摧如金城汤池。）
二、皇亲斗富：王恺的椒房之势
石崇的豪奢很快引起了皇亲国戚的注意。王恺字君夫，乃晋武帝司马炎的母舅，官至后将军，仗着“国舅”身份，与石崇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富之争。《晋书》载：“恺以帝舅奢豪，每与崇争尚，帝每助恺。”这种“官方支持”的斗富，成为太康年间最荒诞的政治奇观。
（一）蜡炬炊薪：炊厨间的豪奢较量
王恺为压过石崇，率先亮出“奇招”——命家仆用麦芽糖洗刷锅釜，时人称“饴釜”（《世说新语》：“王君夫以饴澳釜”，“澳”指洗刷）。石崇得知后，一笑置之，转而令厨房“以蜡烛作薪”，用蜂蜡当柴火烧饭。当时蜡烛为奢侈品，寻常人家一年用不上一斤，而石崇家的炊事房竟“烛泪盈地，光可照夜”。有宾客好奇问：“季伦何不惜此？”崇曰：“薪火而已，何足惜哉？”（不过是柴火罢了，有什么可惜的？）
（二）锦步障：三十里的丝绸奇观
更轰动的较量发生在元康元年（291年）。王恺为炫耀，用紫色丝绸做“步障”，从洛阳城门一直铺到自家府邸，长达四十里。“步障”本为遮挡风尘、分隔道路的屏障，通常以竹席或粗布制成，而王恺竟以丝绸为之，时人叹曰：“一障之费，可活百人。”
石崇见状，命人用更贵重的彩缎“锦罽（ji）”作障，且长度超过王恺，从金谷园铺至洛阳城，达五十里。《语林》载，当时有西域胡商路过，见此景惊掉胡帽：“吾道经波斯，见女王行幸，不过十里锦障，晋公之奢，逾于天可汗矣！”（“罽”读ji，指毛织物，此处“锦罽”泛指精美丝织品；“天可汗”为唐代对西域君主的尊称，此处胡商用以形容石崇比西域君王更奢靡。）
（三）武帝助舅：珊瑚树下的皇权偏袒
王恺屡败屡战，向外甥司马炎求助。武帝竟将宫中珍藏的“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的珊瑚树借给王恺（《世说新语》）。王恺大喜，设宴遍邀朝臣，席间捧出珊瑚树，众人“咸叹其丽”，独石崇冷笑不语，突然取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
王恺“声色甚厉”，石崇却从容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不值得遗憾，现在赔你。）遂命家仆取出自家珊瑚树，“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世，光彩溢目”，任王恺挑选。王恺“惘然自失”，从此不敢再与石崇斗富。（《西京杂记》载，石崇所藏珊瑚树，乃早年劫掠波斯商船所得，树下埋有波斯商人尸骨，故时人谓“珊瑚血枝，其价虽高，其怨亦深”。）
三、奢靡世相：金谷风流的众生相
（一）斩美人劝酒：筵席上的残酷美学
石崇的豪奢不仅限于器物，更体现在对人命的漠视。他每次设宴，必令美人行酒，若宾客不饮，便“斩美人以谢”。《世说新语》记载了一则骇人故事：某次宴集，大将军王敦故意不饮，石崇连斩三美人，王敦仍“颜色如故”。丞相王导责备他，王敦曰：“彼自杀其家婢，何预卿事？”这种将人命视为玩物的行径，竟被时人称为“豪侠之举”，足见西晋士风之堕落。
（二）“椑柿（bēi shi）”与“厕筹”：生活细节的极致奢华
石崇府中的厕所更是奇观。据《晋书》载，其厕所“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有位官员刘寔入厕，见“绛纱帐大床，茵蓐甚丽，两婢持香囊”，以为误入卧室，石崇笑曰：“此乃厕耳。”更甚者，石崇嫌传统“厕筹”（竹片擦具）粗糙，命人用丝绸剪成小条替代，时称“厕缣”，每日耗费百匹。（“椑柿”读bēi shi，指削柿树皮，古人用其磨光厕筹；“厕筹”为古代如厕工具，类似现代卫生纸，多以竹片、木片制成；“缣”读jiān，细绢。石崇以丝绸代厕筹，与王恺饴糖洗锅并称“太康双奢”。）
（三）民间讽谣：“金谷铜驼，民脂所驮”
石崇与王恺的斗富，在民间引发强烈反感。洛阳百姓编唱：“金谷园里金作屋，王恺厨中糖作釜。官家斗奢民斗死，东海扬尘泪如雨。”（“东海扬尘”典出《神仙传》，喻世事巨变，此处指百姓对奢靡之风的忧虑。）更有术士在金谷园外题字：“盈满者，不损何为？石崇之富，乃速祸之媒也。”
四、祸根深埋：奢靡背后的政治隐患
（一）“侈汰之害，甚于天灾”
石崇与王恺的豪奢，并非个人行为，而是西晋王朝整体腐败的缩影。武帝司马炎不仅不制止，反而暗中支持王恺，这种“上梁不正”的导向，使“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傅玄传》）。大臣傅玄上疏痛陈：“古者尧有茅茨，今之宫室，崇于琼台；古者禹恶衣服，今之庶人，僭于王侯。”可惜奏疏如石沉大海。
（二）“斗富”与“斗权”的深层关联
表面看是财富较量，实则是门阀势力的政治博弈。石崇虽为庶族出身（其父石苞“本为农夫”），却以财富挑战皇亲国戚的权威；而王恺借皇权撑腰，试图巩固门阀地位。这种“财权之争”，暴露了西晋政权结构的脆弱——当财富可以挑战权力，当权力可以滥用财富，王朝的根基已在奢靡中动摇。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西晋之亡，亡于石崇之奢，非亡于刘渊之强。何者？奢风一起，纲纪尽弛，虽有强兵，无以制也。”此论虽有偏颇，却道破了奢靡对政权的腐蚀作用。
（三）金谷园的末路：绿珠坠楼与石崇之死
永康元年（300年），“八王之乱”爆发，赵王司马伦专权。其党羽孙秀素慕石崇宠妾绿珠，遣使求之。石崇正与宾客在金谷园宴饮，指园中数十美女曰：“任所择。”使者曰：“所欲者，绿珠也。”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劝曰：“君侯久处富贵，当知时务。”崇曰：“吾宁死不辱！”（《晋书·石崇传》）
不久，司马伦派兵围金谷园，石崇对绿珠曰：“我今为汝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君前。”遂跳楼而死。石崇被押往东市问斩，临刑前叹曰：“奴辈利吾家财！”刽子手提刀笑曰：“知财为祸，何不早散？”石崇无言以对。时人谓其“金谷万贯，终葬东市；珊瑚百尺，不及绿珠一坠”。
五、风流余韵：从金谷宴集到历史镜鉴
石崇虽以奢靡闻名，却也留下了文化遗产。他在金谷园举办的文宴，聚集了潘岳、陆机等“金谷二十四友”，开魏晋文人雅集之先河。其《金谷诗序》中“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感慨，与王羲之《兰亭集序》遥相呼应，成为乱世文人的精神缩影。
然而，历史对其评价终究以批判为主。《晋书》将石崇与王恺同列《佞幸传》，论曰：“崇以货自害，恺以势取怨，非唯不诫，反以为荣，呜乎！竟以奢靡致败，何鄙之甚也！”正如《洛阳伽蓝记》所叹：“金谷繁华，终成荒土；石王斗奢，竟为谁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