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日本这个“饿疯了”的岛国，在“北上”苏联那条道上碰得是头破血流之后，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把所有的宝都押在了“南下”这条不归路上。可这“南下”要想成功，就得先过美国这一关。罗斯福总统那边呢，虽然还没撸起袖子直接下场跟日本人干仗，但他那《租借法案》的水管子，可是明晃晃地在给英国、中国这些跟轴心国死磕的“好邻居”们输送着军火和物资，还对日本搞起了石油禁运，这等于是不给日本这台战争机器加油了，眼瞅着就要熄火了！
东京的军部和政府里，吵成了一锅粥。最终，还是那帮脑门上刻着“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狂人占了上风。1941年10月，强硬派的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取代了优柔寡断的近卫文麿，当上了首相。这就意味着，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和平大门，基本上是被“咣当”一声给焊死了。一场决定帝国生死存亡的“国运豪赌”，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那么，这赌局具体该怎么下呢？这第一枪，该朝谁打，怎么打，才能最有把握赢呢？这就得牵出咱们这一章的主人公了。他，就是当时担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一个在日本海军中极具争议、也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正是这位仁兄，一手策划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将美国彻底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珍珠港偷袭。
要说山本五十六这个人，那可真是日本近代史上一位不得不提的复杂人物。他既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奠基人之一，极具战略眼光；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赌徒，敢于在关键时刻押上一切；他深知美国的强大，一度反对与美国开战，但最终又不得不违心地策划了对美作战的“惊天豪赌”。他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传奇和悲剧色彩。
山本五十六，原名高野五十六。他出生在1884年（明治十七年）4月4日，日本本州岛西北部的新泻县长冈市一个没落的武士家庭。新泻县这地方，面朝日本海，冬天大雪纷飞，气候苦寒，但也因此磨砺出了当地人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长冈藩在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初期，因为支持德川幕府，跟新政府军打过一场硬仗（戊辰战争中的北越战争），虽然最后输了，但其武士的忠勇和不屈精神，在当地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高野五十六的父亲高野贞吉，是长冈藩的一名低级武士。老来得子，生下五十六的时候，老爷子已经五十六岁了，所以就给他取了这么个简单明了、又带着点纪念意义的名字——“五十六”。这名字，听起来是有点土气，但也透着一股子实在劲儿。
武士家庭的出身，虽然在明治维新后已经不再显赫，但那种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强调忠诚、荣誉、纪律、悍不畏死——还是在小五十六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对他日后形成那种敢于冒险、不计后果的军人性格，恐怕不无关系。
可惜，好景不长。小五十六的父母在他年幼时就相继去世，家境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能有条出路，也为了能出人头地，重振家族（或者说，至少能混口饭吃），年轻的高野五十六，选择了投身海军这条在当时看来颇有前途的道路。
1901年，17岁的高野五十六，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不错的成绩，成功考入了位于广岛县江田岛的日本海军兵学校。这海军兵学校，那可是当时日本海军军官的摇篮，号称“东洋的达特茅斯”（英国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是世界闻名的海军军官学府），入学门槛极高，训练也极其严格残酷。能从这里毕业的，那都是日本海军未来的“精英”。
在海军兵学校，高野五十六接受了系统的海军军事理论和技能训练，也进一步磨砺了他那坚韧不拔的意志。1904年，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一说第二名，但第七名更为普遍），从海军兵学校第32期毕业，被授予海军少尉候补生军衔，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
也就在他毕业的这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了！年轻气盛的高野五十六，自然是满怀着“为天皇陛下效忠”、“为大日本帝国开疆拓土”的热血，登上了“日进”号装甲巡洋舰，投入到了这场决定日本国运的战争之中。
在1905年那场惊心动魄、也奠定了日本海军“不败神话”的对马海峡大海战中，高野五十六亲身经历了炮火的洗礼。他所在的“日进”号，在战斗中遭到了俄国舰队的猛烈炮击，舰体多处中弹。高野五十六本人，在战斗中也身负重伤——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被炮弹炸飞，大腿也被炸伤，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这场残酷的战斗，以及日本联合舰队最终以弱胜强、几乎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辉煌胜利，给年轻的高野五十六留下了极其深刻、也极其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他亲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也留下了身体上的永久伤残；但另一方面，他也亲眼见证了，通过周密的计划、严格的训练、先进的技术（比如日本海军的下濑火药和伊集院信管，以及东乡平八郎的“t字战法”）和不惜一切代价的牺牲精神，一个看似弱小的国家，是完全有可能战胜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这种“以小博大”、“险中求胜”的信念，以及对海军力量的无限崇拜，恐怕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他的骨髓，也从此东乡平八郎这位日俄战争的功臣也就成了高野五十六的偶像并深刻影响着他。
因为在对马海战中的英勇表现，高野五十六受到了嘉奖。战争结束后，他继续在海军中服役，并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才干，稳步晋升。
到了1916年，高野五十六的人生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通过“嗣子”（也就是过继儿子）的形式，被长冈藩的一个家道中落、但曾经也算显赫的旧武士家族——山本家——正式收养，继承了山本家的香火，并改姓为山本，从此，高野五十六就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山本五十六。同年，他还进入了日本海军的最高军事学府——海军大学校（简称海军大学）深造，并在毕业后晋升为海军少佐军衔。这标志着他已经进入了日本海军高级军官的培养序列。
如果说对马海战的炮火和海军大学的深造，锻造了山本五十六作为一名优秀海军军人的专业素养和钢铁意志，那么接下来一段在美国的特殊经历，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国际视野，也让他对日本未来最强大的对手——美国——有了一种远超当时日本国内其他军政要员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1919年至1921年，山本五十六被日本海军派往美国，进入了世界顶尖学府——哈佛大学——进行学习。他主修的，据说是石油经济和英语。在哈佛那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中，山本不仅努力学习语言和专业知识，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的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
有意思的是，这位平时看起来不苟言笑、纪律严明的日本海军军官，在美国期间，却展现出了他性格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就是酷爱赌博！据说，山本对各种牌类游戏，比如桥牌、扑克牌，都非常精通，而且赌技高超，经常在赌桌上大杀四方，赢多输少。他还对赛马、轮盘赌等其他博彩游戏也颇有兴趣。
这种对赌博的痴迷，不仅仅是一种消遣，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性格中那种敢于冒险、大胆决策、追求极致胜利、甚至不惜孤注一掷的“赌徒”特质。这种特质，在他日后策划和指挥那些风险极高、但也可能带来巨大回报的军事行动（比如偷袭珍珠港）时，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哈佛学习归来后不久，1925年至1927年（一说1926年至1928年），山本五十六再次被派往美国，这次的身份更加重要——担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海军武官。
作为海军武官，山本有机会更深入地接触美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他利用这个机会，遍访了美国的各大造船厂、飞机制造厂、汽车工厂（比如福特公司那令人震撼的流水线生产）、钢铁企业，甚至还去得克萨斯等地的油田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些亲眼所见的景象，让山本五十六对美国的工业潜力和战争实力，产生了一种近乎敬畏的深刻认识。他看到，美国的工厂规模之庞大、生产效率之高、技术水平之先进、以及其背后所蕴藏的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的丰富程度，都远远不是当时资源贫乏、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日本所能比拟的！
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日本真的与美国爆发全面战争，那么在初期，日本或许可以凭借着偷袭和局部的战术优势，取得一些暂时的胜利。但一旦战争陷入持久，美国的巨大工业机器全面开动起来，那日本将毫无胜算，最终必将因为资源枯竭和国力不支而被活活拖垮、碾碎！
这种对美国强大实力的清醒认识，使得山本五十六在后来日本军部内部讨论对美战略时，一直持有一种相对谨慎和现实的态度。他不像那些被狂热民族主义冲昏了头脑的陆军马鹿那样，盲目叫嚣着要与美国“决一死战”。他知道，跟美国打仗，那是在玩火，而且是在玩一场日本根本输不起的火！
从美国归来后，山本五十六凭借着其卓越的才干和在美国期间积累的宝贵经验，在日本海军内部的仕途也是一路顺风，逐步升迁，担任了多种重要的参谋和指挥职务。
1928年，他首次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舰长指挥权，先后担任了轻巡洋舰“五十铃”号和更重要的——航空母舰“赤城”号的舰长。
指挥“赤城”号航空母舰的这段经历，对山本五十六后来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亲身体验了舰载航空兵在海战中的巨大潜力，也敏锐地预见到了，未来的海战，将不再是传统战列舰之间用大炮互轰的“炮战决胜”时代，而是由飞机来主宰沉浮的“航空制胜”时代！
在当时那个“大舰巨炮主义”依然是世界各国海军主流思想的年代（各国海军都把拥有更大口径火炮、更厚重装甲的战列舰视为海权的象征和舰队的核心），山本五十六的这种“航空制胜论”，无疑是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甚至被一些海军内部的保守派大佬们视为“异端邪说”。
但山本是个认准了道理就不会轻易回头的人。早在1920年代中后期，当他还是一名炮术专家的时候，他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海军航空兵的未来。他不顾当时炮术科才是海军军官晋升“王道”的传统，毅然决然地由炮术科转入了刚刚兴起的海军航空兵科，甚至还亲自接受了飞行训练（虽然他最终并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但他对飞机的性能和航空作战的特点，有了更直观的了解）。这种敢于挑战传统、拥抱新事物的远见卓识，使他成为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早期奠基人和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1930年，山本五十六以海军少将的军衔，作为日本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海军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虽然也争取到了一些利益，但在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上，仍然受到了英美的严格限制，这让日本海军内部的强硬派感到非常不满。山本五十六虽然也对这种不平等的限制感到憋屈，但他可能也从这次会议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了日本与英美等老牌海军强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差距，以及通过外交手段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从伦敦回来后，山本五十六的仕途继续上升。他先后出任了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长、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等一系列与海军航空兵发展密切相关的要职。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他大力推动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引进和研发新式舰载飞机（比如后来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大显神威的零式战斗机、九七式舰攻、九九式舰爆等，都与他任内的推动不无关系），努力提高飞行员的训练水平，并积极探索以航空母舰为核心的特混舰队新作战理论。可以说，日本海军之所以能够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攻击力的航母机动部队，山本五十六功不可没。
虽然山本五十六是一位坚定的海军力量发展论者，也是一位敢于冒险的“赌徒”，但在1930年代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浪潮日益高涨、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也越来越疯狂的背景下，他却出人意料地，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表现出了相对务实和清醒的立场，甚至一度被视为海军内部的“鸽派”或“亲英美派”，试图为日本这辆失控的战争机器踩几脚“刹车”。
山本五十六在1930年代，对日本陆军在中国东北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逐步升级的全面侵华战争，都持有一种比较保留甚至反对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战场是一个巨大的泥潭，会无休止地消耗日本本已有限的国力，而且也必然会激化与英美等国的矛盾，最终对日本的战略全局不利。
他更是强烈反对日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他清醒地认识到，与德意这两个欧洲的“战争贩子”绑在一起，不仅不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反而会把日本彻底推向与英美为敌的深渊，最终引火烧身。他曾多次在海军内部和政府高层会议上，力陈与德意结盟的危害，主张日本应该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避免过早地卷入欧洲的冲突。
山本五十六的这些相对“温和”和“务实”的主张，在当时那个被狂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所裹挟的日本，自然是显得格格不入，也因此招致了陆军强硬派和国内右翼极端分子（比如那些动不动就搞“天诛国贼”暗杀的“爱国青年”们）的极度仇视和不满。他们给山本扣上了“日奸”、“卖国贼”、“海军的软骨头”等各种大帽子，甚至还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扬言要取他的项上人头！
据说，在1939年前后，针对山本的暗杀威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海军省甚至不得不派出宪兵，对他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护”，以防不测。一个堂堂的海军中将，居然要靠宪兵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免遭本国极端分子的毒手，这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1939年8月30日，就在欧洲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夜，时任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他与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并称为当时海军内部相对清醒和务实的“海军三羽乌”，都比较反对与德意结盟和对美开战），为了既能利用山本的才干，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免遭国内极端势力的毒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事任命——将山本五十六调离东京海军省这个政治漩涡的中心，任命他为日本海军的最高实权职位——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长官。
这个任命，表面上看，是极大的荣耀和重用。联合舰队司令长官，那可是统率着整个日本海军主力舰队的“海上战神”啊！但实际上，米内光政的这一安排，也可能带有一丝“明升暗降”、“流放外海”的意味，目的就是让山本远离东京的是非之地，避免他因为继续公开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而招来杀身之祸。
接掌了联合舰队这副重担之后，山本五十六面对的，是一个日益险恶、也日益临近战争边缘的国际局势。他虽然内心深处仍然不希望与美国开战，但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也必须服从国家的战略决策。当日本政府最终决定要“南下”夺取战略资源，并为此不惜与美国兵戎相见的时候，山本五十六也只能抛开个人的疑虑和担忧，开始殚精竭虑地为这场他明知胜算不大的战争，策划各种可能的作战方案了。
山本五十六，这位从对马海峡的炮火中走出来的海军将领，这位曾在哈佛大学校园里潜心研究、又在华尔街的赌桌上展现过人胆识的“日本眼”，这位在日本海军内部最早认识到航空母舰和舰载航空兵巨大潜力、并力主发展海军航空力量的“异端先知”，此刻，正站在他那艘旗舰“长门”号战列舰的舰桥上，眺望着波涛汹涌的太平洋。
这位曾经反对与美国开战的“清醒者”，最终却不得不成为对美作战的急先锋和主要策划者。这究竟是历史的讽刺，还是个人的悲剧？或许，两者兼而有之。